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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载西北筑梦——黄幼玲教授回忆交通大学西迁岁月
2017年03月14日 校史天地, 编研与研究 ⁄ 共 5708字 评论关闭

  编者的话:耄耋回望青春,黄幼玲与交通大学结缘不觉60多个春华秋实已匆匆而过。从激情燃烧的妙龄少女到教书育人培养英才的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繁华似锦的大上海到十三朝古都西安,黄幼玲作为留校的新教师随着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迁至西安。他们告别江南,告别亲人,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给了大西北这片热土,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为西部的社会进步,尤其是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顾大局,讲奉献,克服艰难险阻,毅然扎根西北,开拓进取的崇高风范世代给人以教育与启迪,永远值得我们铭记。黄幼玲教授退休后,依然关心西安交通大学的各项工作,欣然提笔记录下来她在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和从教的经历,文中附有珍贵的照片,一并交给档案馆保存。档案馆在征得黄教授同意后,将她的回忆手稿整理成电子版并附上作者简介,发布公开在西安交大网页上,以便更多关心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友、社会各界人士浏览、交流和学习。

 图1:黄幼玲教授手稿

西迁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黄幼玲(手稿)

一、在校五十年

  我1952年毕业于广州执信中学,同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收到的录取通知写着“由于你成绩优秀,被录取在北京俄专二部”,然后明确报到日期和地点。我当时有点蒙了,不知这是什么学校?学什么?干什么?但我预感是好事,到北京后才知道是留苏预备部,学一年俄语后到苏联上大学。可是学完一年俄语后,由于政审不合格而没有出去,当年广州被录取的7名同学全部没有过关,留在国内上大学,全国大学任你选。我想学理工科,看到许多人选了去清华大学,当时人的思想上都把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看成同一等级的学校。所谓北有清华、南有交大,所以我看见去清华的人不少,我就填去交大吧!这一选择传到我父亲耳里,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当年他想读交大,没有考上,后来就去读了北大。现在女儿上了交大,他特开心,好像了了他的心愿。

  就这样我们选进交大的30多人于1953年8月来到上海,一进交大就受到学校对我们的热情迎接,妥善安排了我们的生活。进交大我第一个遇到的是沈尚贤教授,当时他在领一班人马翻译苏联的一本有关电工原理的教科书。知道我们这帮人到来后,他找到我们集中在新上院,帮助他校对教科书的全部图和说明等,这可把我们乐坏了。我们每天在新上院“上班”,大家都很高兴。干了一个暑假,开学后各回自己选择的专业上课去了。

一年级的新生都在分部,分部的学生也成立分部学生会,要我担任分部学生会主席。我很为难,因为我从未做过学生会工作,但服从思想是主要的,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想不到的是一做就干了四年,从分部学生会主席,二年级时校学生会副主席,三年级四年级时学生会主席直到毕业。

  当年正直毛主席提出“三好”要求,要求“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全面发展。同学里常讨论三好,哪一好最重要。从次序上看,首先要身体好,但是我们是学生,学习不好什么也白搭。我有时感到困惑,为此还请示过彭校长。彭校长的回答很简单,三好都重要,但对每个具体人来说,你哪项最弱,哪项对你就最重要。“三好”是当年学生努力的目标,体育运动也非常活跃,除体育课外,利用早晨和下午都能自觉锻炼。一些调干的同学,许多是党员,由于学习基础差,学习较困难,都让他们卸去社会工作,专心学习,指定有专人帮助,实行一帮一,团结互助。

  我们社会工作较重的同学,生活也很活跃。假期,团委书记王玉璋带领我们到处游玩,照片中可看到我们在上海中山公园玩得尽趣。


       

图2: 学生干部在中山公园            3: 当年部分学生会工作干部

 图2:从左至右:王玉璋、朱钰鹏、刘桂玉、潘季、黄幼玲、徐曾荫、邱海平

 图3:前排中为黄幼玲

  1957年毕业的时候,记得填的志愿第一是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填的是哈尔滨汽轮机厂,想当红色工程师,为祖国建设服务。公布的结果是留校任教,到西安去。我们班留下来的有9人,只有2人留在原专业从事汽轮机教学和研究(冯裕身、单渊夔、李超俊)去风机,另6人要改为基础课任教,当时提出重视基础教学,何宝塔、王义宜去流体力学,陆耀桢、沈文钧、胡庆康、黄幼玲去理论力学。大家都热情的投入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努力工作。

在西安交大工作几十年直到退休,可以说不论处在什么条件下,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的,担任教学也搞科研,在教学上多次被评“最受欢迎教师”,在科研上也得到了“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还先后得到: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二项,省部级奖多项。1994年退休后由于科研工作需要还被返聘多年,直到2002年跟随子女定居广州。

 二、聆听毛主席讲话

  1957年7月8日,我吃过晚饭后突然接到党委的通知:要我X点到X地等候参加某一会议,我不能去上晚自修了,按时赶往指定地点(好像是在容闳堂的侧边),到时看到邓旭初同志(当时任党委副书记)已站在那里,他让我再等一会,还有一位同志。过一会庄礼庭教授赶到,邓旭初同志说:“我们上车吧!已有一部分校车等候在那里”。我们上车后,邓旭初同志说:“是临时紧急通知,还不知道是什么会”。

  我们的小车开到指定地点,现场指挥的人要司机和小车留下,参加会议的人坐到另一辆大车上,坐满车又开了,不知开到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换地点?有种神秘感,但大家都不做声,服从命令听指挥,慢慢地我发现大车在“中苏友好大厦”停下来了。代表们都跟着工作人员进了大礼堂,按指定位置坐下后,感到礼堂非常安静,没有人交谈说话。邓旭初同志轻轻的说:“重要会议”。是什么会?谁来做报告?没有人知道。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想,但没有人敢说出来。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主席台,不久看见当时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出来了,和他一起出来的是身材高大穿着白衬衣的毛主席,一下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柯庆施同志说:“今天毛主席和大家讲话,他的话被淹没在掌声的海洋里,听不清了,毛主席压压双手叫大家停止鼓掌,会场马上安静了”。

  毛主席第一句话是:“同志们,你们好!”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每人都赶快拿出笔记本,记录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由于过分激动,每个人都记不全,只能把要点记下来。

毛主席先分析了形势,讲了批评的人90%都是好人,不是别有用心,想闹翻天的人不过1%。

讲了怕群众是没有理由的,毛主席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毛病,这包括我在内,人非君子,谁能无过”。所以要定期放火,把我们领导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更好了呢”。

  毛主席还讲到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一个学校把学生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把学生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工商界还是把工商业者引向无产阶级方向,还是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方向?……我看90%以上的人是愿意改造的。

  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这个民族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们要有民主又有集中”。

  毛主席讲了许多哲学道理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最后毛主席说:“讲得多了,不讲了,谢谢你们听我讲话”。

  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离去后,大家仍站在那里鼓掌,好久才慢慢散场,大家都有久久不愿离去的感觉。

  这时我才明白毛主席到上海来视察工作,给上海市各界人士讲话,所以他讲话中提到工人、农民、工商界、学生等各行业。我们学校来了三人,邓旭初同志代表党委学校领导,庄礼庭教授代表教师,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所以我代表学生参加听讲的。

  回到学校已夜深人静,寝室都熄灯了,我轻轻地进了房间,没有惊醒同室的同学(同室9人)。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三个月里二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在充满幸福感的同时,更多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自己要加倍努力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提高自己!

三、主持杨部长讲话大会

  1955年初,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西迁后,约5月学校正式公布了《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定》。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理解中央精神,绝大多数师生都是拥护的,反响积极热烈。认识到迁校的重大意义,热烈拥护学校的决定,所以西迁工作进展顺利。1956年6月第一批迁校人员已到达西安了。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让55届学生由上海迁进西安,56届招生的新生在西安报到,相应教师也随同由上海迁西安。真是速度神奇,可以说前所未有。

  当时我国和越南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在交大进来的留学生第一批是越南留学生,有5人,他们55年进交大,56年也一同迁往西安,在上海学习一年时间里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常去看望他们,关心他们,所以他们到西安后还给我寄来一张他们五人在上海时的合影,背后有他们五人名字,日期时间是1956年8月18日于西安。

图4:1956年在交大的越南留学生(槐,琦,三,皇,赠, 1956年8月18 日于西安)

  但1957年形势发生了些变化,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2月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展开,社会上出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学校传达中央精神后,在整顿“三风”中结合学校实际开展了“大鸣大放”,实际上早在“决定拥护迁校”呼声中也有一点小声音,对西迁还是有怀疑的。当时在一片“拥护”的大气候下没有表示出来,现在气候来了,可以让说了,而且还是帮助党整风,因此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了。到五月下旬正高潮,而且西安和上海二地配合很好,西安的意见,我们在上海隔天就知道了,应该说许多意见是中肯的,确实是为交大的前途发展考虑,后来把许多反迁校的人打成“右派”是错误的。

  话说回来,迁校是国家大方针,为此当时高教部之长杨秀峰在交大已在上海西安二地辛劳工作多时,帮助中央贯彻迁校指示,让迁校工作顺利进行下去。

我们当时在新上院进行毕业设计,每天下课回宿舍都有经过新上院经容闳堂到食堂又经操场的一条路,而这一条是大字报最集中的路段。6月中旬的几天,有几张打字报是很“过火”,不太像提意见,有谩骂的口味,我们看了,感到不舒服,就写大字报去反驳,因而一下出现强烈的正、反二种声音。就在这时,6月15日我在教室,当时校长办秘书张玉璋同志找到我,他把我带到榕公堂的二楼,推进门,杨秀峰部长一人坐在那里,看样子有些激动,有些怒。张玉璋同志把我介绍了,说:“她叫黄幼玲,学生会主席”。杨部长站起来,就对我说:“你是学生会主席,要引导同学正确认识中央的迁校意义,拥护中央的决定,你马上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我讲话”。

  我当时被这突然来的情况惊呆了,心中很紧张,赶快到文治堂广播室通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

杨秀峰部长在大会上讲了中央决定,讲了周总理讲话精神,分析了交大的实际情况,批评了一些大字报内容,对学生提出了要求。杨部长讲完后全场热烈鼓掌。

杨部长讲完后要我代表学生表态,当时我毫无准备,没有时间准备,也没有时间犹疑,我只好站出去,讲了对中央决定的拥护、支持,对反对的批判,我们的决心,没有讲稿,又心情激动,就说一通。下来了,我心中忐忑,不知自己讲了什么?但我记得很清楚,我表态完后,得到台下全场热烈掌声。我走到后台,见到后台的王敏颐同志,她拉着我手说:“黄幼玲说得真好!说得真好!”。听了她的话,我总算放心了。最少,我没有说错话。

四、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1957年2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代表上海学联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们会议期间胡耀邦同志几乎全程陪同,他当时是团中央书记,对青年非常关心,他不但关心学生工作如何开展?也关心学生们想些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要求?会上会下和我们深入交谈,甚至晚上的时间也不放松,我们青年学生来到北京多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呀!耀邦同志说中央很关心学生工作,他不断向中央汇报和请示有关我们会议情况,我们希望能见到毛主席,耀邦同志表示他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转达我们的心声,努力争取。果然在我们会议闭幕前一天2月14日晚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要接见我们了,大家高兴地跳跃、拥抱、高呼:毛主席万岁!

  整个接见过程都能充分体现到当时中央对建设西北的重视,对交大西迁的重视。

  毛主席和我们讲形势是从1894年鸦片战争讲起,讲百年来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讲我们民族如何不屈不挠的斗争,毛主席说形势就像探照灯一样,一时黑暗,一时光明,但最终走向光明。

  首长接见我们和我们每个人握手,当我走进周总理时,他一眼看到我佩戴着的《交通大学》校徽,拉着我的手就问:“哪里来?西安还是上海来?”。我回答说:“我从上海来,一二年级已迁到西安,三四年级还在上海”。总理笑着说:“迁西安好,迁西安好”,当时我感动极了,总理对我们迁校多么关心。

首长接见完要和我们照相,怎么安排座位呢?耀邦同志提出:“西北代表第一排,东北代表第二排,第三排华东,第四排……”,啊!从照相这件小事上也看到当时中央对西北的重视。我当时作为华东代表在第三排左起第三人。

1957年 2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排左三为黄幼玲)

图5: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全国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1957.2.14,第三排左起第三人为黄幼玲。

  附: 手稿作者简介:

  黄幼玲 ,女 ,1934年4月4日出生。祖籍广东梅县。1949年9月至1952年9月,毕业于广州市执信中学。1950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9月至1953年9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二部,即赴苏(俄)留学生出国预备部学习。1953年9月至1957年8月毕业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动力系涡轮机专业。其间任学生会副主席、主席。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8月至1994年9月:留校任教于西安交通大学基础部理论力学教研室。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职党支部、党总支书记。1987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歩二等奖。现居广州。

                                      手稿作者:黄幼玲

                                      手稿整理、照片处理:赵磊

                                      编辑:张小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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